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

陈伯康

上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策展实验室教授、创始主任、迈阿密博览会(瑞士巴塞尔)和迈阿密海滩(美国)策展主任

陈伯康Aric Chen,现居上海的策展人和作家。现任上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策展实验室教授、创始主任。此外,他目前还担任设计迈阿密博览会(瑞士巴塞尔)和迈阿密海滩(美国)的策展主任。自2012年至2019年,他担任拟于2021年开幕的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的设计/建筑首席策展人和总策展人。

在加入M+博物馆之前,陈伯康是首位北京设计周的创意总监。多年来,他组织过数十场国际展览并获得诸多奖项。作为在专业领域里活跃的演讲者、讲师和评审团成员,他还是许多组委会重要成员。同时他也经常被《纽约时报》、《Wallpaper》、《建筑实录 Architectural Record》等业内期刊特邀撰稿。陈伯康拥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和人类学双学士学位,以及由纽约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和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装饰艺术和设计史专业硕士学位。

guest is introduced
演讲内容

《文化和创造力:打造未来城市的“软件”》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我听过到很多关于雄安的故事,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发现。谈到雄安发展背景的话,我实际上是个外来者,我想抱歉的说,可能我讲的观点是非常天真的,我想谈下文化的角色在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发挥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尤其是未来是什么样的城市?应该如何拥抱文化?

这是我对雄安的一些认识,目前它是一个未来的城市,有及其热或者有一些工业化的发展,还有它的生态系统以及它的出行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文化,我们在这里有创意的人们,是有活力的城市,我想重点讲一下文化,因为对我来说文化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城市的软件,它是城市的核心所在。

我非常高兴我之前听到了陈刚书记还有封女士所谈到的内容,我们知道城市不光涉及到经济发展,实际上城市超越了这一点,远远超过了这么多,在过去二十多来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创意经济,还有创意的文化,在全世界我都会去了解,直到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文化不等于经济发展,两者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老的看法说文化就是未来帮助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大多数时候听到的是,我们谈发展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进行一些解释,尽管你想注重经济发展,追求务实的发展,那么文化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也不能把文化和经济等同起来。

我们看到很多努力,我们看到很多人非常地关注文化,来打造文化,有不同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在来做文化的工作,我们应该投资的内容本身,因为文化为先至上,你要想对现代化没有文化,内容作为一个中介体也不是文化发展的,这也是我认为在雄安应该了解的一点。

我会谈一谈两个项目,根据我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会让大家在未来落实一些计划的时候产生共鸣,但是一个是大规模开发的模式,回头我会讲一个节点模式发展的案例,两个不一样,每一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特别的,雄安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也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可以说从这些其他的城市经验出发,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

我们可以看空白的石板,我们可以看一个香港的案例,在七九龙的文化案例,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它是一个建筑的案例,是从2012-2018年完成的博物馆的设计案例。可以看一下整个背景情况,它是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看一下这样一个图式就知道了,最后它有十几个文化设施,大家看到这里有香港博物馆,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其他的一些设计也会有多功能现象,在这里看七九龙文化区,香港的故宫博物馆,还有音乐厅剧院,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交通终点,还有在设计的时候,从香港已经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机场设计,这里面给大家显示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回归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回到祖国的怀抱,与此同时西班牙毕尔巴鄂海姆美术馆开幕,现在这个美术馆也非常有名,它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在其他地方进行复制的,这是在1997年的背景。

在1998年的时候,回归之后,我不是来自香港,我是一个旁观者,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董建华(音)执行长官想打造七九龙文化区的提案,引来更多的游客,他是受到旅游业驱动的提案,文化和经济也是重点的考虑。

到了200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竞赛,有一个大赛,有一个招投标,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当时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在当中取胜,如何体现文化的要素也是重要的考虑。

到了2013年之后,有三张房地产公司提交了发展规划提案,他们就会跟当地讲如何来使用这些土地,包括一些商业的地产、商业办公区间如何来设计,他们会把文化的要素充分体现到他们的设计当中,这听起来比较熟悉,但是和在中国大陆提的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进行房地产的开发,进行房地产的交易,通过房地产的开发商他们要负责文化的,在2003年的时候,香港本地的社区对这个规划就是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觉得要有非常重要公众的设施,但是你把它交给私营的开发商,房地产的开发商是不是真的合适的文化设施的运营商呢?所以有这样的争论。

由于这样的争论,所有这些方案都被废弃了,政府再回到刚开始的工作,后来过了几年,有一系列公众参与活动,让公众来参与提出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给出反馈,他们想看到什么,后来其实有新的方案、新的建议是2006年,是由我们的博物馆咨询团队,就刚才讲的通过房地产开发商提出的建议,它更多的是再把西班牙博物馆的方式直接复制在香港,这就属于所谓文化的方式。

到2006年就决定不要进口或者输入一种国外博物馆的品牌,我们可以构建自己的博物馆,所以就用我们的方案,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但是我们从香港角度去看待世界,从东亚的中国角度去看待世界,和巴黎的是从法国来看的,纽约也是从纽约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2011年有新的总体规划,这个和第一版方案不一样,更多的城市化,很多人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很重要的就像雄安一样,它希望分区来不断地进行开发。在2013年还有竞赛,我们看到这也是文化博物馆,有一定的面积。

这个建筑目前是正在建设之中,在2012年的话我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但是在想我们做什么呢?2012年到现在在做什么,没有任何的建筑。我们很清楚新的需求人的建设区,建筑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内容,建筑应该是靠内容去驱动。之前有策展人、负责人,利用文化的软件、知识的软件给博物馆在建造之前要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2012年,当我到了我们家的地方,当时什么都没有,这是2020年的情况,可能在明年下半年会开业。

在2012-2020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做一种收藏收集,这样说吧,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21世纪的文化博物馆要讲述全球的故事,当然是从香港角度讲述全球的故事,这包含有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这是我所负责的这个领域,还有移动性的影象,还有特别强调其他方面的内容,香港的大的博物馆。

我们不是简单所谓香港或者亚洲的视觉文化的博物馆,我们是更多的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来积极来进行阐述,通过阐述来告诉别人不了解我们这种亚洲世界文化的这些人,同时我们要考虑全球的了解,比方说我们包豪斯这样的材料,我讲到包豪斯,其实我们是讲中国1949年解放之后的,我们看下包含四的概念怎么样能够不断地来进行转化,有时候有比较错误的转化,比如说之前的苏联所影响,可能时间不太够了,我们要聚焦内容,我就不可以讲太多的,我们现在做的内容,但是我们熟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我们非常幸运收到一些捐赠品,有些非常重要的当代中国艺术,其实到2010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公共项目的展出,展出我们的收藏品和工作坊,大家一起讨论学术方面的问题,何人可教授也参与到其中一个工业坊当中,讲中国的工业设计,希望明年这个博物馆开业是,大家都有机会去看到我们的结果,我们在做的设计结果。

这是讲到白手起家的方式,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物理的、描述性的文化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雄安也是被视为新建的城市,现在是不一样的,雄安有600多个现有的村庄,也不是简单新的城市,社区以人为本的角度要考虑尊重现状,所以我们有另外的例子是来自我过去的经验,就是针对再生和保护,之前我是北京设计周是2011、2012年的策展人,现在仍然是持续之中,陈刚书记对这方面非常了解,之前我参与这项活动参与了两年,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受北京政府的指导,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很多的论坛,还有一些主题展览,还有各座城市的一些活动,我想说这样的活动更多自下而上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我觉得现在中国情况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在想把我们的资源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发布来展示设计、文化、创意,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展示,而不是将设计、文化、创意的实际的产生,我想雄安继续它的文创活动,可以找到很多的一种平衡,展示和实际投入现在的内容中间找到很好的平衡,来庆祝它的现有的东西。

在2011年,在北京所做的对所有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了补充,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和陈东连(音)合作,和它的公司一起合作,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鼓励不同的机构、品牌、设计师、媒体等等,他们都参与其中,支持他们来做实际的工作,他们在城市转来转去。

我今天主要是聚焦于北京的大栅栏,很多领域已经被拆除了,红色的地方被拆除,需要进行再开发,进行更新,这是具有争议性,因为大栅栏具有历史的意义,过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被拆除的地方之前也是有所开发,有这种历史的街道的再造,这也是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批评,把文化的东西进行转化,转化成更像一个主题公园式的东西。

在2011年有部分大社区被拆除,梁靖宇(音)找我们来探索其他的形势来进行开发,而不是来拆除,我们要采取新的方式成为类似叫做城市针灸的方式,成为更可持续化的,我们用北京设计周来激发大家的灵感,看下大栅栏如何能够振兴,让现有社区的群众能够参与其中,我们很快做了一些活动,通过一些工作坊,我们又把一些教育的元素融入其中,尽可能让当地的社区参与其中,我们和当地的社也进行合作,和居民进行展览,工作坊进行交流,通过几年的发展就成为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大栅栏实验室,在我离开之后实现的,比如和当地的工匠合作来做一些街灯,大家看到街道两边的街灯,还有王辉,他们也做了这样的公众的剧院,还有历史表演的剧院,面向孩子、面向家庭,还有之前旧的四合院也进行了开发,把它变成了儿童图书馆等等,我觉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我们在大栅栏所做的,同时也有很多是失败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希望它可以帮助,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考虑城市更新项目的方式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们要向这样的方向来发展,我怎么样从过去的东西学到发展。

最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能和雄安相似,就是深圳城中村的例子。这是深圳2017年,由王辉和他的同事策展的,我也是其中一个策展人,这是我参与过非常好的中国双年展最好的第一的地方,确实把城中村进行了很好的激活,让城中村成为一个主体,随着雄安不断的发展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吸取经验教训,一直到现在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相应的调整来满足雄安自己独特的需求,谢谢各位。